“麝香作为吐蕃的主要商品，对于大量使用香料的大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它们通过海路与陆路分别运往西方，这条麝香之路成为吐蕃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渠道，由此产生了跨越帕米尔与喜马拉雅山的人员流动与知识交流，对于吐蕃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意义巨大。”
本文节选自《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
作者：沈琛
版本：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6年8月
关于吐蕃的麝香贸易，学界关注不少，安雅·金（A.King）所著的《天国花园之香：麝香与中古伊斯兰世界》一书更是对吐蕃与伊斯兰麝香和香料贸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处仅作简要交代。
在伊斯兰史料中，吐蕃常常被描述为麝香之国。例如928年左右成书的古达玛的《税册及其编写》记载，亚历山大东征时，吐蕃人曾经送给亚历山大四千维格尔的赤金和麝香，这虽然是杜撰，但能够反映黄金和麝香在吐蕃对外商品输出中的地位。
311年左右的粟特文古信札中提到粟特人往撒马尔罕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了大宗的麝香，这是最早的关于麝香长途贸易的记录。约在4—5世纪的笈多王朝，印度也开始使用麝香。5—6世纪时，麝香已经在萨珊波斯广为人知，这一时期麝香由波斯湾传入阿拉伯地区。大食的征服战争推动了物质文化的交流，麝香、樟脑、龙涎香等香料开始大量传入近东地区。
麝香最早被认为产自印度，最晚到9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已经认识到麝香产自吐蕃和中原，黑衣大食的宫廷御医伊本·马萨瓦（777—857年）在他的文章《单方医药珍宝》中对于麝香有明确的记载。在这篇文章中，他将麝香列为五种主要香料之首，其他四种是龙涎香、芦荟、樟脑和藏红花，并详细介绍了麝香的产地、贸易路线：
麝香，根据其品质优劣有很多种，最好的是粟特麝香，从吐蕃运到粟特，被驮卖至其他地区。其次是印度麝香，从吐蕃运到印度，然后到达提䫻，再通过海路运输，由于系海上运输，其品质劣于前者。还有中国麝香，由于在海上贮存的时间较长，故其品质劣于印度麝香。也有可能其优劣差别是由于最初的草地不同之故。最好的麝香是产自一种名为al-kandasa的草地中，分布于吐蕃或者箇失密。次优的是产自调香师所用的甘松的草地上，分布于吐蕃。最次的产于名为“苦味”的草地上，这种植物的味道与其根部是麝香的味道，但此种麝香味道要更加燥烈。
此外，文章中的次要香料之首甘松，也主要来自吐蕃，“次要香料。甘松，有许多种，最好的是印度甘松。……这是一种从印度购来的草，它长于吐蕃的土地上”。但是阿拉伯人对于麝香来源并不清楚，认为是采自瞪羚。我们可以由此确知吐蕃麝香销往西方的两种途径，其一是粟特商人从陆上运输，其二是经由印度的港口提䫻从海路运往中东与近东。
粟特商人在麝香陆路贸易中的重要性也见载于其他地理学著作，10世纪的《道里邦国之书》提到：“粟特人拥有产自吐蕃和黠戛斯的麝香，从此地运往其他大都市。”1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对吐蕃麝香的产地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0世纪初的阿布·赛义德在《中国印度见闻录》第2卷对吐蕃麝香的产地和采集方法作了清晰的说明：
我们见到一个游历过中国的人，他告诉我们，他曾经遇到过一个驮着一皮袋子麝香的人。中国和吐蕃产麝香之地相邻，汉藏居民各采靠近其地盘的麝香。这人说他从撒马尔罕徒步走来，沿途经过许多中国的城镇，才到达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的广府。他说中国麝香鹿生息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与吐蕃完全没有间隔的土地上。中国人猎取自己这边的麝香鹿，吐蕃人则猎取他们那边的麝香鹿。
可是吐蕃出产的麝香比中国的更好，其中两个原因。首先，生长在吐蕃境内的麝香鹿吃的是甘松，而中国这边的麝香鹿是以其他草木为食材。另一个原因是吐蕃人把麝香鹿的腺囊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而中国人则把到手的麝香弄得失去了原来的质地，加上从海路辗转运输，又难免不受潮。如果中国人把麝香保存在腺囊里，装在小瓷罐里密封起来，那就可以像吐蕃的麝香一样，完好无损地运到大食去。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学者失哈不丁·奴瓦叶里（1279—1333年）编著的百科全书《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中引用了980年左右写成的《新娘的口袋与灵魂的芳香》一书，其中提到：“麝香有很多种类，最好的麝香是产自Dhūsmt，然后被带到吐蕃，中间两个月路程，之后被运到呼罗珊。”由于阿拉伯语不写短元音，原译将“Dhūsmt”误转作“Dhūsamt”，其实“Dhūsmat”是藏语“mdosmad”的音译，即朵思麻。
麝香的产地位于吐蕃东境与汉地、南诏交界处的朵思麻，因此除了吐蕃、汉地，南诏也是麝香的重要来源，回历237年（851—852）成书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蒙舍（即南诏）王国，“他们是白人，衣服类中国，产大量麝香。……其地所产之麝香质量最佳且疗效极佳”。
麝香作为吐蕃的主要商品，对于大量使用香料的大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它们通过海路与陆路分别运往西方，这条麝香之路成为吐蕃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渠道，由此产生了跨越帕米尔与喜马拉雅山的人员流动与知识交流，对于吐蕃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意义巨大。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沈琛；摘编：何也；编辑：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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